在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中，华东的新解放区迅速扩展，急需大量干部来支撑新生的政权。1949年7月，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在上海开始招生。那时，我正处在徽州歙县，正在老乡的店里做学徒，听说了这次招生后，我立刻决定报名参加考试。经过一番政审，我被录取了，分配到华东革大的第二部，校址设在湖州的浙江地委。 经过三个月的思想政治学习，1949年10月，我们终于毕业。我和四班、七班的40多名同学一起，被分配到海宁县工作。海宁县委和县政府设在硖石的干河街上，那是一条约百米长、五六米宽的小街，也是当地最宽的街道。我们到达海宁的第一天上午，机关院里举行了欢迎会，县委书记宋杰之同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，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除了蚊子，还有许多毒虫。有一次，我住在新民乡的萧王庙，半夜里被蜈蚣咬了三次，腿部肿痛得动不了。当时农村缺医少药，我只能硬生生忍着，直到一切好转。 至于工作时间，那真的是没日没夜，不论冬夏，风雨无阻。谁曾想过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？更没有加班费和夜班费之类的概念。有一次，一位村民悄悄地问我：同志，你们一个月拿多少工钱？我告诉他：我们没有工资。他顿时愣住了，问：那政委、县长他们呢？我回答：他们也没有工资。我们大家都一样配资公司官网网站，平等。他满脸困惑，接着问：那你们为什么甘愿忍受这么多的苦，还拼命工作？我随口回答道：为了革命啊！为了穷人翻身解放，为了人民服务。心里却充满了自豪感和光荣感。那位村民感慨万分：真了不起！竟然有这种事！从来没听说过！ 我常通过具体行动（如帮忙挖地、挑水、做春米、抱小孩等）来表示善意，和农民建立感情，消除他们的疑虑。更多的时候，我和江浙籍的同志一起，走家串户，访贫问苦，或者与农民一起劳作。当地人还教我们如何下河摸螺蛳来改善生活，这一经验后来在各地推广。说实话，我学得很慢，总是学不会。 在这些劳动和生活中，我们不仅了解了当地的情况，还宣传了党的政策，逐步发现了那些积极分子，利用他们组织起农民协会和自卫队，进行剿匪反霸，废除保甲制度，建立基层政权。经过土改、镇反等一系列运动，潜伏的特务组织逐渐被肃清，新的人民政权逐步巩固，社会秩序得到了稳定。 到1953年前后，国家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，为了照顾一些家庭特别困难的干部，决定提前将他们的待遇转为薪金制。那天，县委组织部长梁超同志找我谈话，费了很多口舌劝我接受，我当时急得眼泪直流。因为我认为，拿比别人多的钱是不光彩的，根本不像革命者。我和其他同志一样，最初都不愿意先拿工资，直到1955年，随着国家经济逐渐好转，所有干部才开始改为薪金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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